北庭古城遗址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1980年10月的考古调查，北庭故城分内外两重，平面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城的四角建有角楼，城墙外部筑有敌台和较密集的马面，外绕护城壕、外城之北还有羊马城。

    据1992年11月实地踏查，并结合航空遥感地学解释，北庭故城除农田覆盖的地域外，其布局情况具有区域差异，大致可分为“官城”，内城南、北部及外城南、北部五个小区城。这种区域差异可能反映不同区域居民的等级差异，建筑物的用途不同以及建筑年代早晚等情况，但这些情况仅通过遥感探测方法目前尚不能确定。

    虽然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对北庭的形制、结构、平面布局及构筑特点获得了新的认识，但经多年实测和勘查，从大的布局看仍是两重城，不是3重城。内外城均系夯筑，其形制基本一致，即内城墙随着外城墙的曲直而曲直。内外城墙都有敌台、角楼和较密集的马面。外城还有曲折的瓮城，其北又有羊马城，城墙之外均绕以宽阔的护城壕、马面、敌台、角楼和瓮城等都使用了任木的做法。这种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传统的筑城技法在新疆地区的推广使用。北庭故城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周祥、防守之严密,是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北疆地区的统治中心完全相符合的。

    此外，外城和内城的构筑方法也有明显的区别。外城的城墙、马面、敌台、角楼和羊马城，基本上都是薄夯层，圆夯窝，坚硬结实；内城的城墙、马面、敌台和角楼都是厚夯层、平夯、无夯窝，比较松软。外城的城墙、马面、角楼经多次修补或增筑。有记载的如来济任刺史前到任刺史后的修缮，《元和郡县志》卷四O记载，庭州为阿史那贺鲁所“攻掠，萧条荒废。显庆中重修置，以来济为刺史，理完茸焉”。显庆年号共历五年，来济任庭州刺史在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二年（662年）。因此，“显庆中重修置”应指显庆三年。庭州城是在东汉金满城、魏晋时期的于赖城、隋末唐初的可汗浮图城基础上设置的，金满城是东汉耿恭屯戌之城，于赖城和可汗浮图城是游牧民族的城寨，因此规模都不会很大。庭州于649年初设时期也不会大兴土木，而显庆中重修置至来济理完茸焉的记载，则证明原有城寨破坏十分严重，重新修建历时三、四年，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北庭故城外城墙的宏伟规模及城墙在构筑方法上的唐代特点印证了史载的真实性。此后，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来济战死；开元二年至三年，突厥寇北庭；

    开元八年，突厥寇北庭；开元二十三年，突骑施寇北庭等等，每次战火都有可能使北庭城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1996年昌吉州文管所与吉木萨尔县文管所曾对北庭故城东河坝东岸台地上发现的唐代古墓群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发现是一处阵亡将士的埋葬区，它距北庭故城外城东门东南约千米。墓坑中尸骨层层叠压乱葬，属青壮年，有两个头骨上有射入的三棱直铤箭头。这一考古发现证实史载北庭城屡遭战火的历史事实。《元和郡县志》卷四O记载，北庭城第二次修筑在“开元中盖嘉运”任北庭都护时期；《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是“开元中盖嘉运增筑”。据实地考查，北庭故城外城墙确有多处唐代特别明显的修补和增筑痕迹，同时，也有与回鹘时期修筑的内城风格相同的修补增筑痕迹。而内城的城墙、马面、角楼、敌台等未发现修补和增筑的痕迹，这说明外城和内城在构筑方法上和筑城年代上都有所不同。外城修建年代早，使用时间长，其形制必然与唐代频繁的战争防御密切相关；内城修建年代较外城晚，使用时间也比外城短。现存城内的建筑基址，除6号基址较早外，余皆较晚，其形制是由内城（皇城）与内城中的小城（官城）组成，必然与高昌回鹘时期的都城和陪都的性质密切相关。

   从故城的形制和建筑特点分析，马面、敌台、角楼、瓮城和羊马城等的设置不会早于唐代；过梁式木构城门洞盛行于唐宋之时，元代已开始改为砖券门洞。

   北庭故城形制、布局和构筑特点除具有唐代中原和回鹘时期的风格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外两重城，城外四面环水的布局，这种形制在新疆古城建造史上是非常独特的。